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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比,中国现在还持有美国多少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22-08-07

Q1:中国有多少美国的国?

4月15日公布的最新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数据(TIC)报告显示,到今年2月末,中国持有744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比1月末仅增加46亿美元,增幅是2008年6月以来最小的。

Q2:中国有美国多少,

貌似1千万亿吧

Q3:比较中美金融体系的差异

中美金融体系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差异,也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融资方式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监管方面上。正因为这些差别,在中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它的特点和考虑的因素,银行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1986年4月1日,美国完全取消对储蓄存款利率的上限,这样各种银行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对存款付多高的利息,这大大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此外再加上80年代初出现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因素,使美国商业银行的倒闭率不断上升。 1984年有79家商业银行倒闭,1985年为120家,1986年为150家,1990年高达200家。其中,1984年位列美国10大银行之一的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破产,1991年初拥有230亿美元的新英格兰银行集团破产,给美国金融业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1990年底,全美最大的225家银行的股票平均下降了17.53%,一些大银行的股价甚至不到其帐面价格的一半。 四、中国金融体系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分为六大板块: 第一,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第三,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中信实业银行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 第四,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五,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国家管理局。 第六,外资银行及其分理处。 五、中美金融体系异同比较 第一,发展阶段差异:中国金融和美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出于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市场规模大、金融工具多、产品链条长、资金能量强,这种“高度发展”在一定程度发展到“过度”,不但脱离了实体经济,而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作用。而中国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初步阶段,具体表现为市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金融工具少、主体实力差,这种“初步”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开放程度差异:中国金融和美国的开放程度不同。美国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市场,表现在其金融机构全球发展、金融体系运用全球资源、金融市场有全球定价权和影响力。而中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表现在难以有效运用全球资源,缺乏全球定价权和影响力,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参与国际竞 争,这和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相符合。 第三, 货币市场差异:货币政策都要追求多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金融体系稳定等,但在本轮危机中其首要目标并不相同。中国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美国则是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两国首要目标的差异是因为其金融体系的受损程度不同。美国的很多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普遍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有些大型金融机构甚至濒临倒闭或破产。由于机构投资者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占主体地位,因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不仅导致信贷急剧紧缩,而且使整个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市场功能严重受损,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因此,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就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国的情况则不同,首先,中国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大量发放次级贷款或购入与次贷相关证券,在本次危机中损失有限,没有面临普遍的流动性危机,更没有出现破产,因此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比较稳定。其次,虽然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严重的下跌,但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大量非流通股票解禁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中国对股票市场的支持是通过降低印花税率、中央汇金公司增持银行股等政策恢复市场信心,而不是货币政策。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滑不是源于金融体系的问题,而是由于经济增长对出口严重依赖,国际金融危机使出口大幅下挫而引起,所以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刺激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 两国货币政策工具也具有一定差异,首先,政策工具的类型不同。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依赖于有限的传统型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某些工具对金融机构仍然具有直接调控的特点,如利率政策。美联储除了运用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外,还推出了大量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第二,政策工具的作用对象不同。中国人民银行运用的政策工具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等存款性机构,而美联储通过运用其政策工具不仅向存款性机构提供流动性,而且向一级交易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非存款性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其政策工具作用的对象更广泛。第三,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构成影响不同。从2008年9月初至2009年9月末,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规模从20万亿元上升至22.23万亿元,增幅仅为11%,资产构成基本没有变化;而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则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张至2.14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4倍,同时其资产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高风险的非证券急剧增加。 第四,税负差异:两国税率差异,从国内情况看,银行业不论从事何种金融业务,原则上统一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并按照规定的营业税额附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从税收收入构成看,又以营业税为主,当前我国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为5%,明显高于实行3%税率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等行业。因此,其税率高低对我国金融机构税收负担影响很大。两国税基的差异,企业所得税中的税基就是企业应税所得。众所周知,从总所得到应税所得,要经过一系列的扣除,这在中美两国是一致的。但对于哪些项目可以扣除,具体到每一个项目该扣除多少,两国规定则不尽相同。相比而言,美国对折旧费用的提取实行放松管制,采用加速折旧法,因而实际税率大大低于名义税率。
结论 我个人认为,如果完全放开资金流动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目前的金融市场和机构效率比较低,如果马上放开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因为金融业有共同特点,当一个决策失误时,它所带来的后果显然是暴力性的,所以在全球金融大环境下,无论中美,在此时都要提升我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辩证统一原理。

Q4:以当今美债务危机看中美未来经济实力对比?

你不是来提问 而是来探讨的
美国一面不断提高国债上线 一面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说白了就是先借钱 然后印钞票来还钱 这个连普通老板姓都能看出来的问题 还在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我觉得中国决策层不至于蠢到明知火坑还往里添钱的地步 可能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换取利益 比如适度开放金融市场 包括QIFF 开股指 推出国际板 购买美国国债等 换取台海 南海 日印入常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减少反倾销等等利益
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 是一个国家实力减弱的信号 比如从前的英国 随着由债权变债务的转变 英磅地位大幅下降 美元也会一样 一旦失去美元的庇护 美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大缩水 要么加税 削减福利 这势必会引发企业的不满 GONGYIN的BAGONG 但不这么做 巨额的赤字终将会压垮美国 所以不论怎么样对美国都是不利的 而几个苹果 惠普 谷歌只会成就几个富翁 而救不了整个美国
美国ZF要么选择现在垮台 要么选择渐渐衰落
我对中国的经济 技术超越美国都很有信心 但是对制度则是最大的担心 危险不来源于外部 而是内部 就怕自己折腾自己 数千年来 只要我们一内乱 肯定会有外部渗透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中国就肯定会强大 就像高铁 我对中国高铁的技术还是肯定的 但是运营管理方面 体制方面问题百出 所以即便是好的事情 也要看谁来运作 运作不好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军事实力影响力要小于经济实力 20年前的苏联军事实力可以抗衡美国 但是没有厚实的经济做基础 军事的强大也只是外强中干 即便有上千艘航母 苏27 也都只是摆设
量化的经济指标上 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来看 加上美国经济前景不乐观 中国2020年左右基本会追平美国 但是在质量上 50年内很难超越美国 我们每年两位数的增长 老百姓却怨声载道 欧美国家年均3%以下的增长 人民生活却很舒适 这既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

Q5:货币供应量的中美对比

我国从1994 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M0:流通中的;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M3:M2+金融+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M4:M4=M3+其它短期流动资产。
其中,M1 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量,流动性较强,是国家中央银行重点调控对象。M2 是广义货币量,M2与M1的差额是准货币,流动性较弱;M3 是考虑到金融创新的现状而设立的,暂未测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明显。作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央银行分析和判断经济、金融运行趋势,调整及实施货币政策的分析指标体系将发生明显转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并重转向以总量控制为主。
所谓控制总量,就是要控制整个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分析某一阶段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是否合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增长幅度相联系,与货币流通速度相联系。通常来讲,衡量货币供应是否均衡的主要标志是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变动较大,则说明货币供求不均衡,反之则说明供求正常。
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供应量亦是一个与普通百姓有关联的经济指数,它的多与少、量与度,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速度,决定手中货币的币值。 美国自70 年代以后,面对各种信用流通工具不断增加和金融状况不断变化的现实,先后多次修改货币供应量不同层次指标。到80 年代,公布的情况是:
M[1A]=流通中的+活期存款
M[1B] = M[1A]+可转让存单+自动转帐服务存单+信贷协会股票+互助储蓄银行活期存款
M2 = M1B+商业银行隔夜回购协议+欧洲美元隔夜存款+货币市场互助基金股票+所有存款的储蓄存款和小额定期存款
M3 = M2+大额定期存单(10 万元以上)+定期回购协议+定期欧洲美元存款
L = M3+银行承兑票据+商业票据+储蓄+短期
而日本的货币量层次划分又不同于美国,中央银行控制重心也有很大差异。其划分方法为:
M1=+活期存款
M2 = M1+企业定期存款
M1 + CD = M1+企业可转让存单
M2 + C = M1+定期存款+可转让存单
M3 = M2+CD+邮局、农协、渔协、信用组合、劳动金库的存款+信托存款
以上美国和日本对货币量层次的划分,既考虑了货币的流动程度,同时也充分顾及本国金融体制、金融结构、金融业务的状况。
准货币供应量=M2-M1

Q6:分析我国金融业与美国业务监管方面的差异

目前,针对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引发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认真吸取教训,力求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充分揭示创新背后暗含的风险,并有效管理好这些风险。 美国:金融管制之门这样打开 美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的。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赢利水平。银行界怨声载道,普遍认为严格的管制阻碍了竞争,限制了创新金融产品的开发及运用。于是,美国放松了金融管制。 以前,美国对商业银行的限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保护存款者和加强监管,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设立对小额存款提供担保,解决了银行挤兑和恐慌问题,而美联储的第Q项条款(俗称Q条款)规定,禁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对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上述银行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美联储的Q条利率上限确保了小额存款成为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并抑制了银行之间的利率竞争。 50年代后期,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曾一度高达20%,而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使银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银行的生存岌岌可危。于是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进行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基金应运而生,规避掉了银行存款的许多限制,但同时又保留了银行存款的许多特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Q条例”已经形同虚设,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金融工具并没有影响经济秩序。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取消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二是商业银行的跨州经营。格拉斯法案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和跨州经营,把银行的发展集中在比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虽然这一规定隔离了部分风险,但银行也无法发挥规模效应。20世纪70年代,商业银行开拓新市场、提高盈利水平、实现风险多元化的呼声加大,法律框架在跨州扩张方面的政策日益宽松。尤其是1994年美国颁布《跨州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收购设立其他州的商业银行,并且通过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来巩固和扩大业务经营。 三是混业经营。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业务上相互融合、渗透与交叉,突破了分业经营业务模式的局限,借助金融创新手段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内涵,极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场资金运用效率,为有价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奠定架构基础。随着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技术日益成熟,金融混业经营逐渐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 一般而言,金融混业经营模式具有以下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没有产权纽带关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代理产品,其实质是金融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真正的混业;二是同一个金融企业的法人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三是一个金融企业或者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团内部提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种金融服务。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奠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以及1970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银行与保险业务分离的条款,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分业经营格局。然而,此后出台的许多行政办法不断对上述法案进行修正。如,1999年颁布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规定,银行可通过银行控股公司另外设立的子公司,可在限定范围内经营证券业务。实际上在《金融现代化服务法》通过以前,美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已经解体,混业经营已经十分普遍,大商业银行已成为典型的美国式全能银行。该法案则是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至此,美国结束了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 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银行市场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哪些机构应作为银行接受监管,是否对不同的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以及如何监管,以及如何保护消费者等。目前,美国正在考虑的监管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类似于澳大利亚的所谓“双峰”的监管模式,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监管机构负责系统性风险和保护消费者。 中国银行(601988行情,爱股,资金)监管思路的演变 比照美国,中国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是利率政策。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第二是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第三是混业经营。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601328行情,爱股,资金)和太平洋(601099行情,爱股,资金)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将鼓励创新和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列入银监会倡导的六条良好监管标准之中。在这两条标准的指导下,银监会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先后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参股信托公司、投资保险公司、以向企业提供并购贷款,开展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办人民币衍生产品业务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综业经营的试点工作有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鉴于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 不能以牺牲审慎监管为代价开展创新 对比上面三个方面中美的监管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监管制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近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监管制度。为了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至今我们仍然实行利率管制、分业经营,而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也是近期才放开的。但是,就是这种审慎的监管政策使得中国避免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相比之下,为了支持创新,美国是大刀阔斧地放松管制,特别是在1999年出台“现代金融法”后,在诸多方面对银行控股公司即美国的大银行缺乏基本监管,特别是在创新产品方面,从而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总体来看,中国银行业与美国相比,是监管制度上和产品上都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但是,开展各类创新业务都必须考虑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管理创新的能力。此外,一旦中国的金融创新较为发达,中国可能也要同发达国家考虑建立不同模式的双峰监管模式。 目前,中国监管部门没有重复美国监管部门的路径,而是一直强调对银行的审慎监管,强调在开展创新业务后风险的可控性,特别坚持银行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防火墙。金融危机证明,商业银行本来就应该以稳定的存款为基础,审慎地发展信贷和其他传统业务,同时要有限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创新工具。创新无度、风险不能控制、风险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向银行业市场蔓延,已经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机构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人类社会为这一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不应允许创新能力超出监管部门和银行业有效管理创新的能力,监管部门还是永远审慎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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